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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湖北人最早的“故乡---瓦屑坝、筷子巷、瓦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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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4 22: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明代初期的江西填湖北

——读方本仁《周氏创修宗谱序》

村学究



       我的故乡是湖北省新洲县(现为武汉市新洲区)周昭大塆。
      周昭大塆背靠倒水河,村子前面阡陌纵横、黍稷盈野,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真乃好一派田园风光。我们的始迁祖茂昭公,原籍江西饶州府乐平县人,随明太祖西征陈理回师之际,路经此地,因见其“倒水上流山水清秀,有卜居意”,遂于洪武二十三年挈眷远徙,迁居于此。塆子中间有一“小山”,封土甚高,家谱称是本塆的“坟山”,我们这支周姓的开山祖茂昭公便长眠于此。祖坟在修倒水河改道工程时被铲平而不复存在。
我们这支周姓的谱牒名为《楚黄周氏宗谱》。1992年重修家谱时,宗亲帮我“接”回了本房的分谱。其时我忙于工作,无暇研读家谱,数年后隨着我对“江西填湖广”移民潮的深入研习,也通读了家谱,方知我们的“根”是在江西!后又读到《新洲县志》,知悉全县八成以上居民的“根”也是在江西!从其他资料了解到,鄂东地区竟有90%以上居民的祖辈是来自江西!
       为何当年成千累万的江西人迁徙湖北而形成“移民潮”?从方本仁为《楚黄周氏宗谱》所撰的序文(方序见附件),可以窥见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线索。

     江西向湖北的大移民

     洪武三十年二月,常德府武陵县县民上书:“武陵等十县,自丙申(1354年,即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明太祖“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 (《明太组实录》卷二五0,洪武三十年二月丁酉)
      这是见于正史的惟一一条有关明初政府允其从江西向湖广移民的材料。然而,据家谱资料,明初江西向湖南、湖北的移民运动,早在洪武二年便已开始。如民国二十五年《喻氏宗谱》卷一载:“徐寿辉之乱,楚地榛莽千里,虚无人迹。洪武初,诏豫章各大姓从黄(州)占籍。”民国三十五年《黄氏族谱》卷首说:“明初,湖北户口凋伤殆尽,洪武二年徙江西居民实之。”……
      参照家谱资料,江西向湖北的移民运动,其起始时间是不宜以正史为据的。彭氏家族的迁徒与黄氏家族一样,都是在洪武二年,移民者并无必要在迁徙时间上造假。可见,明政府从江西移民湖北,至迟应从此时开始。
      当时是否有“对口移民”政策,即江西对口湖北、湖南?
      洪武元年八月“大赦天下诏”称:“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明太祖实录》卷三十,洪武元年八月)顾炎武《日知录》也说:“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明初的垦荒政策是带有普遍性的,不只是山东、河南,湖广也是如此,民间有开垦荒地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这对农民来说,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万历《湖广总志》说:“自元季兵资相仍,土著几尽,五方招徕,民屯杂置,江右、徽、黄,胥来附会。”(万历《湖广总志》卷三五《风俗》)可见当时的招徕政策也是不分籍贯的,朝廷也无所谓“对口移民”的指令。由于江西与湖广在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关联,同时江西又是当时的人口大省,所以在这一政策驱使下来湖北的又多是江西人。于是有人称曰:“......江右之民愿徙楚者听。所至有山泽之利,荒弃多年,不在租税正数者,俱许其开垦,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诚使燕、赵、秦、楚地无遗利,江浙、三晋民不游食,则于国家命脉不无小补矣。虽然,此其大概也,就中迁徒又有难易。越人之徒燕也,十人而九。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于慎行:《谷山笔厘》卷十二)
      移民是否是强制性的?有些研究者以“解手”的传说,推定移民者是被捆绑双手、是通过强制性移民迁往湖北的。这种推定却是难以在正史和谱牒中找到有力证据的。
      “江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江西人口为何大量迁移湖北?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战乱所致。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导致社会剧烈动荡,人们为保全生命财产而不得不迁徙至较为安定的区域。元末明初时期,江西较其它地区而言,可以说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战争不是江西向外迁民的主因。
      明代初期江西人口大量外移,而且“多持空囊走四方” (同治《鄱阳县志》卷2,风俗),他们移往外地之后,无论是经商还是务农,基本上是为生计而奔波。因此,导致明初江西人口大量外移的主要原因是“地狭民稠”。

      有关地方志的记载,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的客观存在。据万历《吉安府志》记载,庐陵“城市人物繁多”。海瑞的《兴国县八议》也说:“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扶接” (雍正《江西通志》卷119艺文)。因此,外移他乡,以谋生汁,便成为这些地区人民普遍并且也是无奈的选择。海瑞《兴国县八议》亦说:吉安、南昌等府之民,由于“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因此“比比游食他省”。
       正是由于人口分布不均,导致各地区人口压力不同,使明代江西广大山区与平原、盆地之民形成了不同的经营观念与生活观念。在平原、盆地地区,人们普遍离土外游,且经商者多。弘治《南昌县志》裁:南昌府“地狭民稠,多食于四方”。邓元锡《方域志》:临江府“地当舟车四会之衢,逐末者多”,抚州府“人稠多商,行商达四裔,有弃妻子老死不归者”。罗文恭《舆图志》载:吉安府“土瘠民稠,所资身多业邻郡” (查慎行《西江志》卷26风俗)。而在山区,人们依然安土重迁,敦本力业,过着稳定的农耕生活。如宏治(兴国县志)载:赣州府“地界深山长谷,民鲜商贩,惟务农力产” (光绪《江西通志》卷48舆地略。风俗)。这种观念上的显著不同,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口压力与明代江西人口大量外移的密切联系。
       明代江西外移人口的流向很广泛的,主要流入了地广人稀的湖北地区。丘濬《江右民迁荆湖议》说:“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 (《明经世文编》卷七二)。因此,湖北才有大量的人口储备,才有可能同时进行的湖北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

       移民路线图:江西通往湖北的交通

       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表明:在洪武大移民中,从江西迁往湖北的移民约为69万。(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如果没有便利通畅的水陆交通,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便会困难多多,也不可能集中在此二三十年的短时期内完成的。
古代的通行主要是走水驿或者陆驿。
       江西为“五岭之要会”、“闽粤之咽喉”。江西驿道以南昌为中心,“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南昌至各州以及各州之间也有驿道相通。宋代,江西驿道在原有的京广、洪简、信州至江州、清江至醴陵等驿路的基础上,新开辟了洪州至杉关、信州至分水关、南城至赣县,永丰至浦城等驿路,有驿站l13处。宋淳化元年(990年),在大庾设置南安军,打通了封闭40多年的梅关。宋嘉访八年(1063年),江西提刑蔡廷和其弟蔡抗又一次重修梅岭(大庾岭)路,在梅岭修筑关楼,并“课民植树,以休行者”。宋时江西驿运工具除马车、牛车外,增加驴车、轿子等。在驿运制度上,实行3项改革:一是以军卒代替百姓为递役;二是为了迅速传递军情政令,除步递、马递外,又建立了日夜不停的急脚递。三是宋代的驿道建置比较齐全,有驿、馆、铺、站、亭之分,非通途大路只设馆、亭、站,不设驿铺。驿60里一设,铺10至20里一设(宋高承:《事物纪原》)。官吏乘驿须凭符节和证券才能“调马车,征饮食”。其符券有金字牌(急递)、青字牌(马递)、红字牌(步递)及驿券、馆券、食券等。宋代江西驿运十分繁忙。特别是南宋迁都临安后,江西成了京都的屏障和财赋基地,运输任务更重,并促进了驿运管理的加强。建炎三年(1129)冬,金兀术率军队从湖北大冶攻洪州。当时,隆裕太后驻跸洪州行宫。
     江西转运司得报敌骑至大冶,末辩虚实,令江东宣抚使刘光世轻骑侦知以闻,翌日乃确知敌至。从南昌至大冶约538里,往返1000多里,来回不到两日,可见驿运传递速度之快。为避金兵进犯,隆裕太后率妃嫔陆行至吉州,从吉州乘舟至泰和、万安,改陆行至虔州。金兵尾迫不舍,众妃嫔乃易装为农妇,始得脱。金兵先陷洪州,继而攻抚州、袁州、吉州,一度占领江西大部分地区。直至绍兴二年(1132年),韩世忠平闽,从处州、信州回救南昌,金兵才退走。由于金兵入侵,江西城乡残破,沿途驿站、驿运荡然无存;韩世忠收复江西后,重建驿站驿运,但已大不如以前了。
       元代称驿站为站赤,置有驿令、提领等官管理。江西驿道有站赤154处。其中,马站85处、马2165匹、轿25乘,水站69处、船568艘。驿道以龙兴路(南昌)为中心辐射全省。除水马驿站外,还设有急递铺,间隔10里、15里或25里不等。全省各级递铺约108处(李文敏:《江西通志》卷九十二)驿站不仅供给驿传,且设有馆舍,以供膳食住宿。馆舍宏大华丽,所有必需之品无不俱全,但仅供政府官员及使臣使用。民营之旅店客栈业,亦由于行旅之需要而日趋发展。元代站赤的管理,分中央、地方两种。中央管理机构,其官有驿令、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地方管理机构有提领、百户等。提领为站赤之地方管理首长,各站设置一员,行九品印,职专车马之役。百户由每百户选出1名,任期3年,执役者则为站户,民多苦之。元初,驿站管理、乘驿配马、食宿供应,均有一定法度。中期以后,统治集团腐败,法令日衰,官吏擅自印发牌符,骚扰驿站。站户由于给驿过滥,无力维持,不得不相率逃亡。
       明代,江西有巡司l13所。主要贡道有3条,即:从梅关经南康、赣县、庐陵、南昌、湖口、响水矶,入安徽至南京的京广贡道;从湖南醴陵经萍乡、宜春、清江、贵溪、上饶、玉山,入浙江,由杭州至南京的浙赣湘贡道;从福建光泽经新城(黎川)、抚州府、南昌府、饶州府出石门街,由安徽入南京的京皖赣闽贡道等。驿运制度承袭元制,中央管理机关为兵部之车驾司,地方管理机关为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驿站设驿丞一名,负责邮传迎送之事。有关舟车、夫马、庖馔的供应,视使客的品秩、仆夫之多少而定。江西驿站分3类,即水马驿、递运所、急送铺。水马驿大致60里或80里一置,凡属重要地点设马30匹、60匹、80匹不等,非冲要而为驿道所经之处则设马5匹、10匹、20匹不等。递运所设置一定数量车辆。大车能载米10石,每车配人夫3人、牛3头;小车则配人夫1名、牛1头。急递铺,每10里一置,每铺设铺司1人、铺兵4—10人,从壮丁中选充。
从南安(大余县)到南昌有水、陆两条道路。陆路经小溪(大余县新城镇),南康(今同)、赣州(今同)、攸鉴(赣县攸镇圩)、造口(万安县沙坪镇皂口村)、五云(万安县城西)、太和(泰和县附近)、螺川(吉安市南赣江岸边)、白沙(吉水县黄桥乡)、官洲(新干县城附近)、富州(丰城县境)、市汊(南昌县冈上镇) 到龙兴(南昌)。
水路从南安经小溪、南康、赣州、龙下、造口、五云、滩头(万安县窑头镇)、枣柱(泰和县境)、吉安(今同)、南岭(吉水县黄桥乡东北)、官洲到龙兴。
     江西迁往湖北的移民,按资料记载是在南昌筷子街或鄱阳瓦屑坝集中后出发,从水陆两路分别行走。
从南昌筷子街至湖北走陆驿,自九江起,过龙开河经洗心桥至瑞昌县,西过黄甲桥至界首(湖北省兴国州,即今阳新县界),接鄂州至阳新驿道可达武昌。
      从筷子街、瓦屑坝至湖北走水驿有二。一是从筷子街经鄱阳湖,过都昌、星子、湖口入长江;从湖口北渡大江80里至黄梅县,或从湖口入长江上溯220里至蕲州,190里至黄州,235里至汉口。这是所谓从筷子街出发的水路移民路线。二是从鄱阳县(饶州府治)瓦屑坝经都昌至湖口,由湖口进入长江后与从筷子街出发的移民路线相同。此即所谓从瓦屑坝出发的水路移民路线。(参见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三种。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详细记载了江西泰和县一个家族迁徙的过程:“ (乐翁)公世居江西太和县十九都八甲,当明定鼎初,诏徙江西民实楚南。公于洪武二年己酉卜徙湘乡。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人,择十月初六日起程。同江湾一队,共七十九人。初九日至临江府,初十日在皇叔署领票,就曹家埠登舟,十二日至袁州府,十四日至彤关,十六日至长沙府小西门舍舟就陆。息韩、刘两店一日。十九日宿湘潭后街,二十日宿云湖桥,二十一日至湘乡县南门,息单、葛两家一日。二十三日分一队共二十六人循河边上浴(原字为水旁加繁体谷字)水去。公等过洙津渡,宿虞塘。二十四日过甲头塘,宿青石塘。二十五日在梓门桥,分一队共二十五人往青蓝去。公等由铜梁塘,本日到六十六都约冲,卜栖焉。计自初起程,几二十余日,所至皆挂号,夜则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也。公既至约冲,遂于二十八日起工造室。十一月初六日入宅安居。明年庚戊,华三、华六、华八、华九及周珍保,又离约冲外去矣。公以暮年跋涉,体渐不安,至是年四月初一日气喘沉重,自分难延,遂集家中老少嘱托后事。命三男宗海写记云:自我太祖以来,五代未分,我等在江西,人民广众,谷米贵如珍珠。今离江西半载,到此插得地方,未曾清楚。曰叔曰弟,我子即汝子,同心协力,立清界抵,报上登籍,安家立业,不枉前程,方可落心。……”《彭氏族谱》的记载还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第一、洪武二年前后从江西移民湖广是一次普遍性的移民,前举喻氏、黄氏,皆是在此时迁往湖北的,而彭氏家族始迁时与“江湾一队”不期而遇,更可说明当时移民规模之大。第二、当时的移民是家族性的行为,彭氏一家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口,举族而迁。第三、在迁移的过程中,出发前须“在署领票”,沿途须验明身份,“所至皆挂号”,到湖广落脚后,也须“立清界限,报上登籍”,即移民自始至终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民国二十二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卷二十二《始祖乐翁公迁湘记事》。)
       所谓“领票”,即是明朝推行的“路引”即通行证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明王朝还施行关津制和里甲制。在各府州县,关津要害之处遍设巡捡司,以查验过往人等的通行证。 “路引”制度规定:凡军民人等离乡百里,即须领有路引,无路引者要擒拿送官,进行究治(见弘治《明会典》(四库全书本)卷113《兵部》8《设置巡检司》)。而里甲制度规定: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共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同时规定,凡逃避徭役之户,称“逃户”;因灾荒战乱徙走他乡之户,称“流民”;因故侨迁他地之户称“附籍”;应朝廷之命移地定居之户称“移徙”,以便分别著籍,分类管理。
明王朝对人民的严格控制,是要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不使外流,让其为地租、徭役而终年劳作。因此,明代的移民绝不是自由迁徙,而是在朝廷严密监管下进行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如果是由民间自发的人口迁徙,要达到如此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湖北人的“故乡”—— 瓦屑坝、筷子巷、瓦子角

       我家谱牒上明白无误记着,先祖是从“瓦屑坝”这个地方出发来到黄冈县(今新洲区)的。1992年版的《新洲县志•杂录》上有“瓦屑坝”的记载。《新洲县志》上还说:新洲县八成以上的现居人口是江西移民的后裔,且多来自饶州府。查阅《楚黄周氏宗谱》,得知先祖原籍江西饶州府乐平县,于洪武二十三年从瓦屑坝迁到楚黄定居至今,于是我对“瓦屑坝” 这个历史地名兴趣日增,也倍加关注。
      “鄱地以瓦屑坝得名者,莫著于瓦屑坽。若瓦屑坝、瓦屑墩则传者盖寡焉。考饶郡城西二十里为尧山,载郡志。峰峦苍秀。泛彭蠢者百里外,隐隐可见,延袤起伏,凡十里许,而总谓之尧山。山在鄱江之北岸,南岸有水斜出通江,即所谓瓦屑坽是也。”历史地理学专家葛剑雄教授曾撰《瓦屑坝——安庆人的根》一文,文中写道:“鄱阳县有一个叫瓦燮坽的地方,那就是瓦屑坝。”原来,瓦屑坝在古饶州鄱阳县鄱阳湖边的尧山之麓、鄱江之滨。“瓦屑坝、瓦屑塞虽不敢遽指是何冈阜,而其东北不越双港,西南不越莲河,断可知也。”可知瓦屑坝大致范围在双港、莲河之间。瓦屑坝也称之为瓦燮坽、瓦屑坽,瓦屑坽现属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城西南约十公里大莲子湖滨的莲湖乡,村落名为瓦燮村。
      据同治《鄱阳县志》称:瓦屑坝在立德乡六十九都,县城西二十余里处,楚中诸大姓多于元明之际自此徙。在地图上能见到:鄱阳城西九公里处,有地名“瓦燮坽”!此“坽”在鄱江南岸,与尧山相对。北距双港镇5.6公里,西南有莲河、莲湖、表恩山,与考载全然相同。无可置疑,此处村落即是瓦燮村。
瓦屑坝原是制陶工场。相传姑苏陶人曾在此制作陶器,因避黄巢之乱,复徙吴地。这个制陶工场便成为一片废墟。《新洲县志》所载的《姜氏宗谱》,收有《瓦屑坝考》一文,称瓦屑坝之得名不应晚于五代之际。瓦屑者,不专指瓦之碎片,亦应泛指所产陶器之破损毁坏者。埋于土中残器碎片“其屑坚厚近寸,虽历风霜不泐,土中掘出,则有如盆者,如百壶罂者,如瓮者,而罂为多,间有如今宫殿所用琉璃瓦者。其坌而为阜纡,而为冈垒,而为路叠,而为墙倾、而为崖罗,而为茔辟,而为基艺,而为图;或蚴蟉如长虹,或从聚纷纭如蝌蚪,或散布如落花、如鱼鳞。乱甓颓垣,绿杨衰草,久与汉寝唐陵,共凭吊于韵歇。烟销日落潮平之外,而风雨所剥,波涛所啮,不知凡几年矣,瓦屑固如故也。”可见瓦屑坝当地陶土质量好,烧制的陶器颇佳,工艺水平较高,故还被选作宫殿营造之用。
       瓦屑坝水绕山环,堪舆者称其地有风水之胜。瓦屑坝峰峦苍秀,延袤起伏;鄱湖水阔,渺无津涯,而港汊湖滨,皆萑苇芰荷。瓦屑坝人男耕女织,以耕读为本;兼或渔樵,或怀资怀技,游走他乡……
从瓦屑坝这个地名用字的变化,或许能体味到瓦屑坝的历史苍桑。
      瓦燮坽的“坽”字,在《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中均未收载,倒是在《康熙字典》(广州出版社1994年版影印本)“丑集中•土部”里找到了“坽”字,释文曰:“《集韵》郎丁切,音灵,峻岸也。”瓦燮坽的“燮”,原来是“屑”, “燮”字是“屑”的雅化而已。当年的瓦屑坝也是鄱阳湖滨的一个水陆码头,坝即是堤,坽是比较陡的堤坝,它起着护岸的作用,说明瓦屑坝这个聚落当年就在湖边,于是这个物流和客流的集散地也就因此得名。鄱阳湖在元明时期处于扩展期,到清季才因泥沙淤积而逐渐缩小,因而瓦屑坝离湖岸愈来愈远。
鄱阳县城曾是饶州府的驻地,瓦屑坝作为当年的交通要津,其繁华亦是可想而知的。随着历史和自然的变迁,瓦屑坝已不具水陆码头的功能,昔日的市井繁华也随之不再。
        瓦屑坝,曾是中国古代移民集散地之一,现存的许多家谱中都记载着这个名字。随着古代大规模移民成为尘封的历史,瓦屑坝的地名也就随之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当祖辈们从赣南、赣中、赣北直奔鄱阳城,穿越筷子巷,聚集到瓦屑坝附近的鄱阳湖滨青江渡,乘舟楫驶入茫茫湖水,驶向长江,驶向远方的他乡后,许多移民者的祖传家谱上或载于口碑的传说中皆称:我家祖辈来自江西瓦屑坝!瓦屑坝是这些移民们对于故乡的最后记忆,江西鄱阳瓦屑坝就是他们的根。确切地说,瓦屑坝是他们梦中的“故乡”,是他们曾经的“故乡”!
      瓦屑坝,多少背井离乡的先民为这一方热土魂牵梦萦!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怀念,依“地随人迁”的古制,将“故乡”的地名搬到他乡。例如:
       在落籍地取与江西相关的地名,如汉川县志中有“江西垸”地名。元末明初县境人烟稀少,而江西来汉川定居者众,有的家族为了不忘祖籍,便将有的湖、垸取名为“江西湖”、“江西垸”,并延用至今。武汉市的江北如汉口、东西湖地区,也有不少江西移民留下的地名。
       又如嘉靖《蕲州志》:“瓦屑坝在州东一里,诸家、袁市二湖之界”,光绪八年编《蕲州志》中的蕲州城地图还明确标示有瓦屑坝的位置。显然这是从瓦屑坝迁居蕲州的先民带过来的地名。清人顾景星还在他的文集《白茅堂诗文集》中谈到瓦屑坝是李时珍的故居所在地,瓦屑坝距当年李时珍的诊所玄妙观原址不到100米。1982年的《蕲春县地名志》中却找不到瓦屑坝这一地名了。一个见证“江西填湖北”移民运动史的地名、一个记载着先民们筚露褴缕以启山林的历史记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人轻轻抹去了!如此数典忘祖,实在令人痛惜!
      蕲州瓦屑坝是湖北境内唯一以移民集散地命名的地名,是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地名,恢复这一地名,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先民的奠祭!
见诸文献资料记载的瓦屑坝还有:
     《黄冈县志》:陈姓 “其先世在宋代自江西江州瓦西坝迁居浠水。后世由浠水分支居黄冈邱店、韦家凉亭。”
      大冶《余氏宗谱》:“一世祖捻,南宋人,世居江西南昌县瓦屑坝。第三世壁胜生荣叔、荣英。荣英自江西徒居湖北大冶。”
      黄陂《谢氏族谱》:“谢伯六于洪武七年(1374年)自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筷子巷瓦屑墩迁黄陂西南乡共木岗。”
………
       现在,民间推动或兴起的寻根热,人们纷纷如朝圣般前往祖辈迁出时的移民集散地,以期能寻找到一脉相承的祖根,解开“我从哪里来”的历史之谜。然而,人世间沧海桑田之变,这些移民集散地已非昔日面目。以瓦屑坝来说,当年名称瓦屑坝,现已更名为瓦燮村;当年是人潮涌动的水陆码头,现已为农耕为主的普通村落……!这样的变迁,需要从被历史湮没的资料中钩沉辑佚,还原真实的瓦屑坝。所幸的是保存在谱牒中的《瓦屑坝考》,再现了当年一个移民集散地的历史风貌。《瓦屑坝考》不仅对寻根者,而且对研究移民史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珍贵资料!
      据鄱阳民俗专家陈先贤考证,《瓦屑坝考》的作者是张希良,人称石虹先生,是湖北黄安人,约生活于清顺治至康熙年间。康熙己酉(1669年)举于乡,乙丑(1685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职编修。戊辰(1688年)助礼部试礼闱(即礼部考试)。其时,张拟修《五岳异名志》,并考证江河源流,以成舆地大著。大学士王照赞曰:“张公可谓博物君子矣。”庚午(1690年)典试浙江,丙子(1696年)典试顺天,随即修纂宋、元、明三朝国史、《大清一统志》与《明史春秋讲义类函》等书。希良累官左右春坊赞善、皇家侍讲等职,后在督学浙江时请归,年八十有二病卒于家。
       江西筷子巷和瓦子角也是见诸文献记载的古代移民集散地之一。许多家谱和方志都记载有某姓某支是从江西筷子巷或瓦子角迁来本邑:
      《大悟县志•人口》:“有史料可查,较大的一次迁徙为明洪武初年,迁入者以江西、湖广居多。民间素有祖籍江西‘筷子巷’之说。”
      光山县《赵氏宗谱》:“赵宋之后避敌于闽广间,其子孙苗衍散于江左江右,至今数百年矣。念始祖杉公原籍江西鄱阳县瓦屑坝双港桥筷子巷赵家湾,一经元乱于明初经由鄂麻迁河南光邑。”
《古姓史话》:“洪武二年(1369年)抚州府临川县筷子巷瓦屑沟的古德七,移居湖北省红安县上新集古家湾。”
如义门陈氏的家谱中称:北宋仁宗年间江州义门陈氏分户,一部分陈姓转迁至江西南昌筷子巷,洪武元年由南昌筷子巷迁居湖北红安县至今。
       筷子巷(街)这一地名的分布远大于瓦屑坝,如:武汉市的武昌有筷子巷、筷子堤、筷子湖;黄梅县孔垄镇有筷子街,,武汉市新洲区阳逻镇的香岗,又名筷子街,湖北鄂州有筷子街……
      武昌筷子街的得名颇有代表性。筷子街位于今武昌临江大道大堤口到前进路段。其形成是由于明朝末年江西吉水县一批制筷业的工匠随人口大迁徒来到武昌,在江边筑堤而居,继续从事筷子生产。他们将竹子在堤边小湖中浸泡,把制成的筷子撒在堤上晾晒。久而久之,当地的居民把堤称为筷子堤,把湖称为筷子湖。后来在湖畔逐渐形成了一专门生产和销售筷子的街道一一筷子街。晚清时代,此地筷子作坊达100多家,所产筷子销往各地,驰誉全国。清同治年间(1862一1874年),为武昌筷子街的鼎盛时期。
       武汉市武昌筷子巷生产竹器的又以江西人居多,因此筷子巷的得名又与“地随人迁”不无关系。
       江西的筷子巷得名,大抵也如生产竹器有关,如鄱阳县的筷子巷就是因竹器行业集中于一地而得名。作为古代移民集散地的筷子巷,究竟是南昌筷子巷还是指的其他府州县的筷子巷?文献资料的记载是比较混乱的。如《河南省志•民俗志》称“江西迁来的移民中,明末清初迁来的占绝大多数。其中,许多来自江西省乐平县瓦西坝筷子巷……”。江西省乐平县是否有筷子巷不得而知,但乐平县人外迁必然要走鄱阳县,穿过鄱阳县城内筷子巷到瓦屑坝渡口乘船才是合理的路径。而临川县有筷子巷却无瓦屑沟(坝),乐平县亦无瓦西坝而有筷子巷的。这类将其他地方的筷子巷当作移民集散地,很有可能是移民后裔对先祖迁徙过程的误记。因此,某些家谱中记载的始迁地是值得怀疑的。更有如湖北省宜城县郭海大队《周氏祖碑》的记载:“始祖周继全,自洪洞古大槐树筷子巷迁到宜城关集,后居张家村,又改为周家楼。”山西洪洞县自古就没有筷子巷的地名,因此其始迁地的可信程度就很低了。
       南昌筷子巷是古代移民集散地,文献资料言之凿凿,应该是很可信的。
南昌是江西一大都会,且筷子巷位于赣江之滨,有水陆便捷之利(距另一个移民集散地瓦子角不到500米),南昌筷子巷作为移民集散地应该是可信的。至于江西其它地方的筷子巷,因江西盛产竹子,工匠们“扎堆”在一条街巷生产竹器是很有可能的,街巷即由此而命名。但散布于各地的筷子巷,是否为移民集散地,这就不能一概论之了。
       瓦子角的得名,一说相传是东晋许真君得道,举家拔宅飞升,落下一只瓦角掉在此地,于是就得名瓦子角。一说是在宋代的江西都市城镇,比如九江、抚州、乐安等地,已大量出现了常年集中向市民演出的瓦舍勾栏,即是杂剧百戏的演出场所“瓦子”。“瓦子”因战乱或其它原因毁弃,昔时演出的瓦舍遗地,便成为瓦子场、瓦子角的地名。其遗址尚可考据的,尚有南昌市的瓦子角和乐安县的瓦子场。尽管瓦子场、瓦子角已是废墟,但场地空旷,颇适合作移民出发时的聚集地。因此,这个地名也就保存在他们的记忆里了。
先民们不仅把“根”保存在家史里,而且以民俗文化的形式保存在日常生活和祭祀活动中。这是向人们昭示: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江西始迁移民在湖北落地生根后,虽然与湖北这方热土世代厮守,繁衍子孙,建设新家园,却对江西有割舍不断的故土情怀,这在风俗文化等方面都有表现。
      从江西迁入湖北的移民者中,有祖籍江西“筷子巷”之说。因此乡人多在祭祖的供品“刀头肉”上插双筷子,以表示不忘祖根。这个风俗在武汉、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流行。在语音方面,湖北大多数江西移民后裔,还保留着从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词语读音。例如在鄂东、鄂北、江汉平原大部地区,将外祖母(外婆)读作“家(音咖)婆”,方向词“去”字读作“器”音,动词“站”字读作“记”音,等等,不胜枚举。这类文化遗存,从另一视角印证了先民难忘祖根的历史情结。
       不仅江西人有互称“老表”的风俗,而且多数湖北人也爱互称“老表”。这个风俗从何而来,已难追寻,但《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曲彦斌主编)“老表”词条称:“宋代蹴鞠行谓道士。《圆社锦语》:‘老表:道士’。”可知“老表”作为一种称谓,早在宋代便已出现,但仍未指出“老表”的词义来源。即使在当代权威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等工具书中,也不载有关“老表”的来源。《现代汉语词典》倒是在“老表”词条下列出了3个义项:江西人的别称、表兄弟和对年龄相近的、不相识的男子的客气称呼。总之,老表是个令人感到温暖而又亲近的称呼,一句“老表”,也会令人有轻松愉快的感觉。
       江西填湖北,是史称“江西填湖广”的主流,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移民运动。关于江西填湖北,此事既不见诸《太祖实录》,亦末见于朱国桢的《皇明大政纪》、谈迁的《国榷》、清修《明史》等有代表性的史书;也不见于私修国史《皇明通纪》(或称《皇明资治通纪》、《国朝典汇》等书。如此大的事件未见诸记载,的确使我们感到困惑。但明清以来撰修的县志以及民间族谱却颇多记载。国史、方志、家谱是构成中国历史的三大支柱,三者之间的互补性极强!由是观之,抢救家谱,发掘家谱,开发利用家谱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湖北历史上最后一次大移民是清代后期。
        其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湖北是太平军与清军争夺相当激烈和频繁的地区,许多大的战役发生在境内的主要城市。1856年以后,战局的重心已转向长江下游流域,湖北的战争压力明显减少。但即使如此,湖北的人口损失依然相当的严重。许多方志中记载着有成千上万的男子、甚至有妇女被太平军掳走。仅1853年,据说被掠人口就在30万至50万之间。还有不少地方的穷苦农民自愿加入太平军,仅1860年至1861年间就达30万人之多。(周武等:《太平天国史迹真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218。)太平天国革命平息后,亦有周边省区大量移民填补湖北。
      自安史之乱后的历次战乱使湖北损失了大量的人口,而一俟战乱停息,江南狭乡百姓便迁入垦殖。他们与因战乱而南逃的中原移民一起,根本改变了湖北省的居民面貌。据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今天的湖北是一个移民社会,有超过80%的家族是移民家族,相应地有90%以上的人口是历代移民的后裔,这种沧桑巨变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张国雄先生搜集了湖北339个家族的档案,其中只有22族是世居于湖北的家族,其余都是唐代以后迁入的,移民家族占总数的93.5%。这个数字属随机抽样性质,有一定的代表性。(参见《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15、35页。)
       历史上不断的大规模移民,使大量的荒芜土地得到开垦,对湖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再造之功的。




点评

新洲  发表于 2012-12-25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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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5 08:10 | 显示全部楼层
新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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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5 09:22 | 显示全部楼层
蕲州有个瓦屑垻,真正的“玄妙观”就在瓦屑垻上,现在的假玄妙观才是离瓦屑垻一百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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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发表于 2012-12-29 21:4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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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4 20:16 | 显示全部楼层
追根朔源,看了真长了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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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达人勋

发表于 2017-7-12 16:21 | 显示全部楼层
下放时听老人讲过,祖先是从江西筷子巷迁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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